“自由时间的运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前提。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由活动”既不同于劳动，即“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也绝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纯粹的抽象的活动”“‘纯粹思维’的幻想”，而是指对自由时间或自由支配时间的运用。在马克思看来，“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都可以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表征和前提。
由此可见，不管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还是自由时间的运用，都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来看，“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却变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时间。准确地说，“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因此，对于人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是自由时间的增加。
问题是，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呢？马克思对此作了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分工体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诚然，“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但是，历史地产生的劳资对抗和阶级冲突必将在历史中走向消亡。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对于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与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可见，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之内，人的自由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工作日的缩短”“劳动时间的节约”，人类的自由时间将大大增加，于是，人类将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解放出来进而无限地逼近自由王国却又永远难以完全摆脱必然王国，这就是马克思所深刻揭示出的人类的命运。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最终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实质性飞跃，只有这时候，“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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